一、毛泽东生平

毛泽东(1893-1976)
  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和领导人。湖南湘潭人。1893年12月26日生于一个农民家庭。辛亥革命爆发后在起义的新军中当了半年兵。1914~1918年,在湖南第一师范学校求学。毕业前夕和蔡和森等组织革命团体新民学会。五四运动前后接触和接受马克思主义,1920年,在湖南创建共产主义组织。
  1921年7月,出席中国共产党建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后任中共湘区委员会书记,领导长沙、安源等地工人运动。1923年,出席中共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参加中央领导工作。1924年国共合作后,在国民党第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都当选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曾在广州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主编《政治周报》,主办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1926年11月,任中共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
  1925年冬至1927年春,先后发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等著作,指出农民问题在中国革命中的重要地位和无产阶级领导农民斗争的极端重要性,批评了陈独秀的右倾思想。
  国共合作全面破裂后,在1927年8月中共中央紧急会议上,他提出"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即以革命武装夺取政权的思想,并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会后,到湖南、江西边界领导秋收起义。接着率起义部队上井冈山,发动土地革命,创立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1928年,同朱德领导的起义部队会师,成立工农革命军(不久改称红军)第四军,他任党代表、前敌委员会书记,朱德任军长。以他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在国民党政权统治比较薄弱的农村发展武装斗争,开创了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和全国政权的道路。他在《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著作中对这个问题从理论上作了阐述。1930年5月,写《反对本本主义》,提出"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的著名论断。同年8月,红军第一方面军成立,任总政治委员。1931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政府在江西瑞金成立,被选为主席。1933年,被补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从1930年底起,同朱德领导红一方面军战胜了国民党军队的多次"围剿"。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路线领导集团进入中央革命根据地以后,将毛泽东排斥于党和红军的领导之外,他们执行不同的战略和政策,导致第五次反"围剿"战争失败。1934年10月,参加红一方面军长征。长征途中,1935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贵州召开扩大会议(即遵义会议),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领导。10月,中共中央和红一方面军到达陕北,结束长征。12月,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阐明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1936年10月,红四方面军和红二方面军经过长征到达甘肃境内,先后同红一方面军会师。同年12月,同周恩来等促使西安事变和平解决,这成为由内战到第二次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时局转换的枢纽。1936年12月,写《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1937年夏,写《实践论》和《矛盾论》。
  抗日战争开始后,以他为首的中共中央坚持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努力发动群众,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建立了许多大块的抗日根据地。这些抗日根据地大部分是在华北山区,但也有的是在河北平原和苏北平原。1938年10月,在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指导原则。在抗日战争时期,他发表《论持久战》、《〈共产党人〉发刊词》、《新民主主义论》等重要著作。1942年,领导全党开展整风运动,纠正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使全党进一步掌握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基本方向,为夺取抗日战争和全国革命的胜利奠定了思想基础。1943年,领导根据地军民开展生产运动,渡过了严重的经济困难。同年3月,被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主席。1945年,主持召开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作《论联合政府》的报告。大会制定了"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我党的领导下,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国人民,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的战略。毛泽东思想在这次大会上被确定为中共的指导思想。他从七届一中全会起至1976年逝世为止,一直担任中共中央主席。
  抗日战争胜利后,针对蒋介石企图消灭共产党及其武装力量的现实,他提出"针锋相对"的斗争方针。1945年8月赴重庆同蒋介石谈判,表明中国共产党争取国内和平的愿望。
  1946年夏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后,毛泽东同朱德、周恩来领导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积极防御,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1947年3月至1948年3月,同周恩来、任弼时转战陕北,指挥西北战场和全国的解放战争。1947年夏,中国人民解放军从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在以他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经过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和1949年4月渡长江以后的作战,推翻了国民党政府。1949年3月,主持召开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并作重要报告,决定把党的工作重心从农村转到城市,规定了党在全国胜利以后的各项基本政策,号召全党务必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7月1日,发表《论人民民主专政》,规定了人民共和国的政权的性质及其对内对外的基本政策。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他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1950年6月,主持召开中共七届三中全会,提出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的总任务。同年10月,迫于美国军队攻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威胁中国东北部的形势,以他为首的中共中央决定进行抗美援朝战争。1950~1952年,在他的领导下,进行了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和其他民主改革,开展了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和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盗骗国家财产、反对偷工减料、反对盗窃经济情报的"五反"运动。1953年,按照他的建议,中共中央宣布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开始有系统地进行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了由他主持起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他在这次会议上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任主席,任职到1959年。1956年4月,作《论十大关系》的讲话,这个讲话对适合中国国情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进行了一些初步的探索。接着,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1956年,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同年9月,中共召开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指出全国人民的主要任务已经转变为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但是这个方针后来没有得到认真的执行,因而导致了以后的一系列指导工作上的错误和挫折。1957年2月,他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提出正确区分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中敌我之间和人民内部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学说。
  同年7月,提出要"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的要求。1958年,发动"大跃进"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1959年,主持召开庐山会议。他本想纠正已经觉察到的错误,但在会议后期错误地发动了对彭德怀的批判,会后在全党错误地开展了"反右倾"斗争。从1960年冬到1965年,在以他为首的中共中央领导下,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初步纠正"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错误,使国民经济得到比较迅速的恢复和发展。在这期间,他提出了一系列措施,初步纠正了农村工作中和其他方面的"左"的错误。但在1962年9月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他把社会主义社会中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扩大化和绝对化,发展了他在1957年反右派斗争以后提出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仍然是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的观点。1963~1965年,发动农村和城市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提出运动的重点是整所谓"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从50年代开始,他领导中共同苏共领导人奉行的大国主义和干涉、控制中国的企图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1966年,由于对国内阶级斗争形势作出了极端的估计,他发动了"文化大革命"运动,这个运动因受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操纵而变得特别狂暴,大大超出了他的预计和他的控制,以至延续十年之久,使中国许多方面受到严重的破坏和损失。在"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也制止和纠正过一些具体错误。他领导了粉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不让江青、张春桥等夺取最高领导权的野心得逞。在对外政策方面,他提出"三个世界"划分的战略和中国永远不称霸的重要思想,并且开始打开对外工作的新局面,为中国进行现代化建设创造了有利的国际条件。1976年9月9日,在北京逝世。

二、毛泽东大事年表

1893-1910年

1893年
  12月26日,诞生在湖南省湘潭县韶山冲一个农民家庭。
1902年-1909年
  在家乡韶山六所私塾读书,接受中国传统的启蒙教育。
1910年
  秋季,考入湖南湘乡县立东山高等小学堂读书。此期间受康有为、梁启超改良主义思想的影响。

1911-1920年

1911年
  春季,到长沙,考入湘乡驻省中学读书。期间,读到同盟会办的《民立报》,受其影响,撰文表示拥护孙中山及同盟会的纲领。
  10月,响应辛亥革命,投笔从戎,在湖南新军当列兵。半年后退出。
1913年
  春季,入湖南省立第四师范学校预科读书。
1914年
  秋季,编入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本科第八班。在校期间,受杨昌济等进步教师的影响,成为《新青年》杂志的热心读者,崇拜陈独秀、胡适。
1918年
  4月14日,同萧子升、何叔衡、蔡和森等发起成立新民学会。
  6月,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毕业。
  8月,为组织湖南赴法勤工俭学运动第一次到北京。在北京期间,担任北京大学图书馆管理员,得到李大钊等人帮助,开始接受俄国十月革命的思想影响。
1919年
  4月6日,从上海回到长沙。
  5月,响应五四运动,发起成立湖南学生联合会,领导湖南学生反帝爱国运动。
  7月14日,主编的湖南学生联合会会刊《湘江评论》在长沙创刊。7月至8月,连续撰写并发表《民众的大联合》长文。
  10月5日,母亲文氏病逝,闻迅从长沙赶回韶山。8日,在母亲灵前写成《祭母文》。
  12月,为领导驱逐湖南军阀张敬尧的运动,第二次到北京。在京期间,读到《共产党宣言》等马克思主义书籍。
1920年
  5、6月间,在上海会见陈独秀,同他讨论读过的马克思主义书籍等问题。
  8月初,同易礼容等在长沙发起成立文化书社,传播马克思主义和新文化。
  8月至9月,参加筹备成立俄罗斯研究会。
  11月25日,致信罗章龙,提出新民学会,"要变为主义的结合才好。主义譬如一面旗子,旗子立起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所趋赴"。
  11月,同何叔衡等组织长沙共产主义小组。
  12月1日,致信给蔡和森、萧子升和其他在法会友。信中表明自己接受马克思主义,走俄国十月革命的道路。在长沙筹建社会主义青年团。同杨开慧结婚。

1921-1930年

1921年
  1月1日至3日,同何叔衡、彭璜、周世钊、熊瑾玎等十余人在长沙潮宗街文化书社召开新民学会会员新年大会。在会上提出新民学会应以"改造中国与世界"为共同目的,赞成用"俄式"方法改造中国。
  7月23日至8月初,同何叔衡作为长沙共产主义小组的代表出席在上海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8月,回长沙,任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湖南分部主任。与何叔衡创办湖南自修大学。
  10月10日,建立中共湖南支部,任书记。
1922年
  5月,中共湘区执行委员会成立,任书记。
  9月至12月,组织领导粤汉铁路工人、安源路矿工人、长沙泥木工人等一系列罢工运动,推动湖南工人运动迅速走向高潮。
1923年
  4月,离开长沙到达上海,在中共中央工作。
  6月,在广州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中央局委员、并担任中央局秘书。
  9月16日,遵照中共中央的决定并受国民党本部总务部副部长林伯渠的委托,回到长沙,筹建湖南国民党组织。
1924年
  1月,在广州出席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被选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
  2月,到上海,任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委员、组织部秘书等职。
  12月,回湖南养病。
1925年
  2月,回到韶山,一面养病,一面开展农民运动。
  9月,到广州,参加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筹备工作。
  10月,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
  12月1日,发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
  12月5日,主编的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刊物《政治周报》创刊。
1926年
  1月,出席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继续当选候补中央执行委员。
  3月18日,在广州国民党政治讲习班纪念巴黎公社五十五周年集会上发表讲演,题为《纪念巴黎公社的重要意义》。
  3月,蒋介石在广州制造中山舰事件,同周恩来等力主反击。
5月至9月,主办国民党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任所长。
  11月,到上海任中共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不久到武汉,创办国民党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
  12月,在长沙出席湖南全省第一
1927年
  1月4日至2月5日,在湖南考察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五县农民运动。
  3月,发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在武汉出席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
  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
  4月27日至5月10日,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被选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会议批评了陈独秀的右倾错误。
  7月15日,汪精卫在武汉发动反革命政变,宁汉合流,大革命失败。
  8月1日,南昌起义爆发。同宋庆龄等二十二名国民党中央委员联名发表《中央委员宣言》,谴责蒋介石、汪精卫背叛国民革命。
  8月7日,出席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的紧急会议,提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思想,被选为临时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会后到湖南领导湘赣边界秋收起义。
  9月9日,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爆发。在去江西铜鼓萧家祠第三团团部途经浏阳张家坊时,被团防局的清乡队抓住,押送途中机智脱险。
  9月,秋收起义受挫后,率起义部队向罗霄山脉中段进军。
  10月,到达江西宁冈县茅坪,开始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
  11月,遭到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错误指责,被撤销政治局候补委员职务。
1928年
  4月,率部在江西宁冈县砻市同朱德、陈毅率领的南昌起义军余部和湘南起义农军会师。
  5月,担任两支部队合编成的工农革命军(后改称中国红军)第四军党代表、军委书记。
  7月,在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央委员。
  10月,为中共湘赣边界第二次代表大会起草决议案,提出"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
  11月25日,代表中共红四军前委给中央写报告,总结井冈山工农武装割据的经验。
  12月,主持制定井冈山《土地法》。
1929年
  1月,同朱德、陈毅率红四军主力向赣南、闽西进军,至1930年春赣南、闽西两块革命根据地初步形成。
  4月,主持制定兴国《土地法》。
  6月,出席在龙岩召开的中共红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关于红军的任务、政治工作和军事工作等问题的正确意见未被接受,原由中共中央指定他担任的前委书记职务被改选他人担任。会后,离开红四军主要领导岗位,到闽西休养并指导地方工作。
  7月,指导召开中共闽西第一次代表大会。
  9月,中共中央给红四军前委发出指示信,肯定了毛泽东关于红军的行动策略和建设一支坚强的人民革命军队的正确主张。
  12月,在福建上杭县古田村主持召开中共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在会上作政治报告,并起草大会决议案(即古田会议决议)。
1930年
  1月,写《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阐述关于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革命道路的理论。
  5月,在江西寻乌作调查;同时撰写《反对本本主义》一文,提出"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
  8月,任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和中共总前敌委员会书记。
  9月,在中共六届三中全会上被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
  12月30日至次年1月3日,同朱德等指挥红一方面军粉碎国民党军第一次"围剿"。

1931-1940年

1931年
  1月7日,中共扩大的六届四中全会在上海举行,被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未出席会议)。王明在共产国际代表扶持下进入中央政治局。
  4月至5月,同朱德等指挥红一方面军粉碎国民党军第二次"围剿"。
  7月至9月,粉碎国民党军第三次"围剿"。
  11月1日至5日,在中央苏区党组织召开的第一次代表大会(赣南会议)上受到排挤,被指责为"狭隘的经验论"、"富农路线"和"极严重的一贯右倾机会主义"。
  11月,在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作报告;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当选为主席和人民委员会主席。
1932年
  1月,到江西瑞金城郊东华山古庙休养。
  3月,红军攻打赣州失利后,停止休养,赶赴前线指挥。
  4月15日,发表《对日战争宣言》。
  5月9日,同项英发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反对国民党出卖淞沪协定通电》。
  6月,同朱德指挥红一、红五军团从闽西回师赣南。
  10月,在江西宁都召开的中共苏区中央局会议上,受到"左"倾错误领导的打击。会后,被撤销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职务,前往福建长汀养病。
1933年
  1月下旬,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迁到中央革命根据地。
  2月上旬,中共临时中央全面推行 "进攻路线",清除毛泽东积极防御路线在中央根据地的影响,开展了所谓反"罗明路线"的斗争。
  5月30日,同项英等发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为国民党出卖平津宣言》。
  6月1日,同项英等发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关于查田运动的训令》。
  8月,在瑞金召开的中央苏区南部十七县经济建设大会上作《粉碎五次"围剿"与苏维埃经济建设任务》的报告。
  10月,写《怎样分析农村阶级》一文,成为划分农村阶级成分的标准。
  11月,先后在兴国县长冈乡和上杭县才溪乡调查,写出《长冈乡调查》和《才溪乡调查》。
1934年
  1月,在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被选为政治局委员。在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作工作报告。继续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
  6月19日,同项英等发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为国民党出卖华北宣言》。
  7月15日,同项英等发表《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宣言》。
  10月18日,傍晚,带领警卫班离开于都城,踏上长征的路途。
  11月底,湘江之战中红军遭受惨重损失。30日,随军委第一野战纵队渡过湘江。
  12月12日,在湖南通道召开的中共中央负责人紧急会议上,力主红军放弃原定向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被采纳。
1935年
  1月15日至17日,出席在贵州遵义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被增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共中央的统治,实际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领导。
  3月,同周恩来、王稼祥组成三人军事指挥小组。
  3月至5月,同周恩来等指挥红一方面军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飞夺泸定桥,取得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
  6月15日,同项英等发表《为反对日本并吞华北和蒋介石卖国宣言》。
  6月,率红一方面军同红四方面军在四川西部会合。不久,即同张国焘的逃跑主义、分裂主义进行斗争。
  10月19日,率领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到达陕西延安吴起镇。红军胜利完成长征。
  12月,出席在陕北瓦窑堡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确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
  12月27日,在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报告,阐发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
1936年
  1月25日,同周恩来、彭德怀等二十位红军将领联名发出《为红军愿意同东北军联合抗日致东北军全体将士书》,提出关于组织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的具体办法,建议互派代表共同协商。
  2月至5月,同彭德怀率领红一方面军主力渡黄河东征。
  3月,向南京当局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五点意见。
  6月1日,同朱德发布关于救国救民的主张二十条。
  6月12日,同朱德发布宣言,对"两广事变"表示支持,提出抗日救国的八项纲领。
  7月至10月,在陕北延安多次会见美国记者斯诺,回答他提出的有关中国革命和工农红军等多方面的问题,并介绍了自己的经历。
  8月10日,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作关于国共两党关系和统一战线问题的报告。
  8月25日,起草《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呼吁一致抗日。
  12月7日,任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
  12月中旬,张学良、杨虎城在西安实行"兵谏",扣留蒋介石。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分析当时错综复杂的政治形势,确定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并派周恩来等往西安参加谈判,促成事变和平解决。
  12月,撰写《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
1937年
  1月13日,同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进驻延安。
  2月9日,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会议讨论和通过《中共中央给中国国民党三中全会电》,提出五项国策、四项保证。这个文件实际成为国共合作谈判的纲领。
  3月,会见美国记者史沫特莱,回答她对中日战争与西安事变提出的一些问题。
  4月至7月,在抗日军政大学讲授辩证法唯物论,其中的两节后来整理成《实践论》和《矛盾论》。
  5月,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作《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的报告和《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的结论。
  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全国抗日战争开始。
  7月23日,发表《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办法和前途》,提出坚决抗战,反对妥协退让的方针、政策。
  8月22日至25日,出席在陕北洛川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强调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阐明独立自主山地游击战的战略方针,任新组成的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书记。
  8月25日,同朱德、周恩来联名发布关于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的命令。随后,指导八路军开赴抗日前线。
  11月12日,在延安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的报告,全面阐述了对统一战线和国共关系的意见。
  12月,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并发言,针对王明"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右倾投降主义主张,重申和坚持了洛川会议确定的方针政策。
1938年
  春季,作出八路军从华北山地进入到平原地区开展游击战争的决策。
  5月,发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
  5月26日至6月3日,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作《论持久战》讲演。全面分析中日战争所处的时代和中日双方的基本特点,批驳速胜论和亡国论,阐述了中国抗日战争的持久战的总方针。
  9月14日至27日,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王稼祥传达共产国际指示,说中共中央领导机关要以毛泽东为首解决统一领导问题。毛泽东在会上作长篇发言。
  9月29日至11月6日,出席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作《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和会议结论。会议批准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央政治局的路线。
1939年
  2月2日,在延安党政军生产动员大会上讲话,号召自己动手,克服经济困难。
  2月5日,在中共中央党校作《反对投降主义》的讲话。
  4月下旬,写《五四运动》一文。
  5月4日,在延安青年纪念五四运动二十周年大会上作《青年运动的方向》的讲演。
  7月至8月,多次作报告,谴责国民党顽固派制造反共磨擦,呼吁继续团结抗战。
  9月16日,同中央社、《扫荡报》、《新民报》三记者谈话,重申对国民党顽固派制造反共磨擦采取"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自卫原则。
  10月4日,发表《〈共产党人〉发刊词》,阐明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中国革命克敌制胜的三大法宝。
  12月1日,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决定。
  12月21日,为八路军政治部、卫生部编印的《诺尔曼•白求恩纪念册》写《纪念白求恩》一文。
  同月,与人合作撰写《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
  12月至次年3月,领导打退国民党顽固派第一次反共高潮。
1940年
  1月,发表《新民主主义论》,系统论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和纲领。
  3月6日,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抗日根据地政权问题的指示,提出实行"三三制"。
  3月11日,作《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的报告,总结打退第一次反共高潮的经验,提出"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反对顽固势力"的策略思想和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
  5月4日,起草中共中央致东南局和新四军的指示,强调必须放手扩大军队,抵抗反共顽固派的进攻,指出要采取斗争的方针,"应付可能的全国性的突然事变"。
  6月下旬,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作报告,分析国际形势及对中国抗战的影响,指出:既要警惕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突然事变,又要力争时局好转。
  11月,起草朱德、彭德怀、叶挺、项英复电何应钦、白崇禧《皓电》的电报(《佳电》),明确驳斥《皓电》对八路军、新四军的无理指责。
  12月,同从前线回来到中央党校学习的同志谈话,强调干部精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重要性。

1941-1950年

1941年
  1月上旬,皖南事变发生。
  1月20日,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重建新四军军部的命令,并对新华社记者发表关于皖南事变的谈话,严正提出解决皖南事变的十二条办法。
  5月1日,审阅改写的经中共中央政治局批准的《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发布,规定边区政权建设贯彻"三三制"原则。
  5月8日,起草《关于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的总结》的党内指示,提出"以打对打,以拉对拉"和争取中间派的策略思想。
  5月19日,在延安干部会上作《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提出反对主观主义,阐明实事求是的思想原则。
  8月1日,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
  9月10日至10月22日,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作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报告。
  9月26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高级学习组的决定》,成立以毛泽东为组长的中央学习组。
  秋冬,先后主持编辑《六大以来》、《六大以前》和《两条路线》等党的历史文献集。
1942年
  2月1日,在中共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作《整顿党的作风》的报告。
  2月8日,在中共中央宣传部召集的干部会议上作《反对党八股》的讲话。
  5月,在延安文艺工作者座谈会上发表讲话并作结论。
  9月7日,为延安《解放日报》撰写社论,论述精兵简政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
  12月,向中共中央西北局高干会议提交《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长篇书面报告,论述"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财经工作总方针。
1943年
  3月20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被推定为中央政治局主席和中央书记处主席。
  5月26日,在中共中央书记处召开的干部大会上作《关于共产国际解散问题的报告》。
  6月1日,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领导方法的决定。
  7月1日,致信康生,指出"防奸"工作应调查研究,分清是非,教育群众,反对"逼,供,信"。
  7月12日,为延安《解放日报》撰写《质问国民党》的社论,揭露国民党顽固派企图进攻陕甘宁边区的阴谋。
  9月上旬至10月上旬,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这一期间召开的会议,批评王明在十年内战时期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和抗战初期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在会上多次发言并作小结。
  12月,为中央党校大礼堂落成题词"实事求是"。
1944年
  4月12日和5月20日,先后在中共中央西北局高干会议和中央党校第一部作关于学习和时局的讲演。
  5月15日,通过在西安同国民党代表谈判的林伯渠,提出由他起草的作为谈判具体内容的意见书。意见书就关于全国政治和两党悬案问题,提出二十条意见。
  5月21日,在中共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上被推举为中央委员会主席和七中全会主席团主席。
  6月5日,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城市工作的指示》在中共六届七中全会讨论通过。
  6月至8月,多次会见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成员和驻延安美军观察组成员,阐述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政策和国共关系等问题。
  9月8日,在张思德追悼会上发表《为人民服务》的讲话。
  10月31日,主持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会议,决定派王震、王首道率部南下,"以衡山为中心建立根据地"。
  11月,和周恩来等同美国总统罗斯福的私人代表赫尔利多次会谈国共关系,并达成五条协定草案。这个协定草案被蒋介石拒绝。
1945年
  4月20日,出席中共六届七中全会最后一次会议,会议基本通过经毛泽东多次作重要修改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4月23日至6月11日,主持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致开幕词(《两个中国之命运》)和闭幕词(《愚公移山》),向大会提交《论联合政府》书面政治报告。大会确定  以毛泽东思想作为全党一切工作的指针。
  6月19日,在中共七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会主席。
  7月,同国民参政员褚辅成、黄炎培等六人就国共关系进行会谈。谈到通过民主"新路",跳出政党、团体兴亡"周期律"问题。
  8月9日,发表《对日寇的最后一战》的声明。
  8月13日,发表《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的讲演,提出对国民党实行针锋相对、寸土必争的方针,争取国内的和平与民主。
  8月28日,赴重庆同蒋介石进行和平谈判。
  9月2日,日本政府正式签署投降书。中国抗日战争胜利结束。
  10月10日,《国民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简称《双十协定》)在重庆签署。11日,回到延安。
  10月17日,在延安干部会上作关于重庆谈判的报告,指出中国革命"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
  12月28日,起草《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指示。
1946年
  4月,撰写《关于目前国际形势的几点估计》。
  6月26日,国民党军大举进攻中原解放区,全面内战爆发。
  7月4日,作出南线野战军"先在内线打几个胜仗再转至外线"的战略决策。
  7月20日,起草《以自卫战争粉碎蒋介石的进攻》的党内指示。
  8月6日,会见美国记者斯特朗,提出"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著名论断。
  9月16日,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指示。
  10月1日,为中共中央起草党内指示,总结三个月战争的经验。
  11月18日,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党内指示中,第一次使用"人民解放战争"的名称。
1947年
  3月18日,率中共中央机关和人民解放军总部撤离延安,开始历时一年的陕北转战。
  3月至8月,领导西北野战军先后取得青化砭、羊马河、蟠龙、沙家店战役的胜利,粉碎了国民党对陕北解放区的重点进攻。
  7月21日至23日,在陕北靖边县小河村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会议,提出对蒋介石的斗争用五年时间(从1946年7月算起)解决的设想。在此前后,部署刘邓、陈粟、陈谢三路大军渡过黄河,转入战略进攻。
  10月,起草《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提出"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口号。
  11月,将1933年起草的《怎样划分阶级》和《关于土地斗争中一些问题的决定》重新印发给全党,以指导解放区土改运动正确发展。
  12月25日至28日,在陕北米脂县杨家沟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会议(即十二月会议),向会议提交《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书面报告,提出了十大军事原则和新民主主义的三大经济纲领。
1948年
  1月18日,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目前党的政策中的几个重要问题》的决定草案。
  3月23日,结束陕北转战,东渡黄河,前往华北解放区。
  4月1日,在山西兴县蔡家崖晋绥干部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阐明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总路线和土地改革总路线。
  4月30日至5月7日,在河北阜平县城南庄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提出把战争引向国民党统治区、发展生产、加强纪律性等几点意见。
  5月1日,致信李济深、沈钧儒,提出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宜先行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
  5月27日,到达中共中央工委所在地河北平山县西柏坡村。
  9月8日至13日,在西柏坡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作关于战争、建国、财经等问题的重要报告。
  9月至次年1月,组织指挥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略决战,将国民党军主力聚歼在长江以北。
  12月30日,为新华社写一九四九年新年献词《将革命进行到底》。
1949年
  3月,主持召开中共七届二中全会,提出实现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夺取全国胜利以及关于新中国建设的指导方针和基本政策。
  3月25日,率中共中央机关和人民解放军总部进驻北平。
  4月21日,在南京政府拒绝接受《国内和平协定》的情况下,和朱德联名发布《向全国进军的命令》。
  4月23日,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作诗《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
  6月15日至19日,出席新政协筹备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并在开幕式上讲话。
  6月30日,发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
  7月4日,复电程潜,对程提出的反蒋反桂及和平解决湖南问题之方针,给予赞许,并对有关事宜作出安排。
  9月21日至30日,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致开幕词,当选中央人民政府主席。会议通过了由周恩来主持起草、经他多次审阅修改的《共同纲领》。
  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主持开国大典。
  12月5日,颁发《关于一九五零年军队参加生产建设工作的指示》。
  12月16日,抵达莫斯科,首次访问苏联。1950年2月14日,中苏签署《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
  12月至翌年初,对和平解放西藏作出具体部署。
1950年
  6月6日至9日,主持召开中共七届三中全会,提交《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的书面报告,并作《不要四面出击》的讲话。
  6月28日,主持召开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八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
  10月上旬,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作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决策。
  10月8日,发布组成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命令,命令志愿军迅即向朝鲜境内出动,援助朝鲜人民,并任命彭德怀为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随后亲自指导了第一次至第三次战役。
  10月以后,发动和领导了镇压反革命运动。

1951-1960年

1951年
  2月,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出"三年准备、十年计划经济建设"的思想。
  5月20日,写作的《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一文以《人民日报》社论形式发表。
  5月24日,设宴庆贺《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签订。至此,中国大陆全境解放。
  9月,主持制定《中共中央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
  10月12日,《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出版发行。第二卷和第三卷分别于1952年4月和1953年4月出版发行。
  12月,发动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
1952年
  1月,主持全国政协常委会,通过《关于开展各界人士思想改造的学习运动的决定》。
  1月26日,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开展"五反" 运动的指示("五反"即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盗骗国家财产、反对偷工减料、反对盗骗国家经济情报)。
  4月6日,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西藏工作方针的指示》。
  8月9日,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实施纲要》。
  9月,开始酝酿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
1953年
  1月13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起草委员会成立,任主席。
  3月26日,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反对大汉族主义思想的指示。
  6月15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讲话,对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作出比较完整的表述。
  7月27日,朝鲜停战协定在板门店正式签字。
  9月7日,同民主党派和工商界部分代表谈话,指出国家资本主义是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必经之路。
  10月15日、11月4日,两次同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负责人谈话。指出,各级农村工作部要把互助合作看作极为重要的事。
1954年
  1月,开始在杭州主持起草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3月23日,主持宪法起草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提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初稿。
  9月15日至28日,出席全国人大第一届第一次全体会议,致开幕词《为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当选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9月28日,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组成,任主席。
  10月16日,给中共中央政治局及有关同志写《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
  10月19日,在同印度总理尼赫鲁的谈话中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应推广到所有国家关系中去。
1955年
  1月15日,批示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应对胡风的资产阶级唯心论,反党反人民的文艺思想,进行彻底的批判。"
  3月,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致开幕词并作结论,号召干部要钻研社会主义工业化问题,成为这方面的内行。
  5月12日,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提出肃反工作方针。
  6月9日,为天安门人民英雄纪念碑题词:人民英雄永垂不朽。
  7月31日,在中共中央召集的省委、市委、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
  9月至12月,主持编辑《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写了两篇序言和104篇按语。
  10月4 日至11日,主持召开中共七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决议》。
  10月29日,邀集全国工商联执行委员座谈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问题。
  12月16日,修改中央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指示草案,提出要大批地培养知识分子,注意吸收高级知识分子入党。
1956年
  1月20日,在中共中央召开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上讲话,号召全党努力学习科学知识,同党外知识分子团结一致,为迅速赶上世界科学先进水平而奋斗。
  1月25日,主持最高国务会议正式讨论通过《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即四十条)。
  2月至3月,先后听取34个中央工作部门的汇报,对经济建设问题进行系统的调查研究。
  4月初,审改《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
  4月25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论十大关系》的报告。
  4月27日,签名死后实行火葬。
  4月28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
  8月22日,主持召开中共七届七中全会,提出两个工作重点,一个是社会主义改造,一个是经济建设,两个重点中主要的还是在建设。
  9月15日至27日,主持召开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致开幕词。在八大期间,再次强调了加强经济建设的重要性。
  9月28日,在中共八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会主席。
  11月15日,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讲话:我们的经济建设有退有进,主要的还是进。
  12月,审改《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
1957年
  2月27日,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讲话,提出两类矛盾学说。
  3月12日,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讲话,宣布开始在党内进行整风。
  4月30日,邀集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座谈,请他们帮助共产党整风。
  5月15日,写《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随后发动反右派斗争,发生严重扩大化的错误。
  9月20日至10月9日,主持召开中共八届三中全会,在会上对八大决议中关于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的论述提出异议,认为应该回到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的提法。
  11月,率中国党政代表团访问苏联,参加十月革命四十周年庆祝活动,出席共产党和工人党的代表会议。期间,提出15年内中国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要赶超英国。
1958年
  1月,主持召开中共中央南宁会议,起草《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在会上批评"反冒进"。
  3月,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成都会议。会议继续批评"反冒进",制定的各项经济指标大幅度提高。
  5月5日至23日,主持召开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会议改变八大一次会议的有关结论,认为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仍然是国内主要矛盾。会议通过"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
  7月31日至8月3日,同来访的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会谈,拒绝了苏方提出的侵犯中国主权的关于建立联合舰队和长波电台的建议。
  8月6日,视察河南新乡七里营人民公社。说到"人民公社这个名字好"。
  7月至8月,亲自部署炮击金门。
  8月17日至30日,在北戴河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
  11月2日至10日,主持召开第一次郑州会议,开始纠正"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左"倾错误。会议期间,给县以上四级党委写信,要求学习《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和《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
  11月28日至12月10日,在武昌主持召开中共八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
1959年
  2月27日至3月5日主持召开第二次郑州会议,3月25日至4月5日在上海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八届七中全会,继续纠正"左"倾错误。
  4月,根据毛泽东的意见,第二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通过他不再担任国家主席,由刘少奇继任的决议。
  6月25日至28日,回故乡韶山。
  7月2日至8月16日,在庐山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八届八中全会。政治局扩大会议原拟进一步纠正"左"的错误,但在后期和接着召开的八届八中全会上错误地发起了对彭德怀等的批判。
  8月24日,建议分期分批为右派分子摘帽和赦免一批确实改恶从善的战犯等。9月17日,中共中央下发了《关于摘掉确实悔改的右派分子的帽子的指示》;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九次会议通过了《关于特赦确实改恶从善的罪犯的决定》。
  12月10日至翌年2月9日,组织有陈伯达、胡绳、邓力群、田家英参加的读书小组,先后在杭州、上海和广州,学习讨论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并发表了许多谈话。
1960年
  3月,在广州审定《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九月出版发行。
  3月30日,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反对官僚主义的指示》。
  6月14日至18日,在上海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写《十年总结》一文,重新强调实事求是原则,提出要认真研究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规律。
  7月5日至8月10日,主持在北戴河召开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研究国际问题和国内经济调整问题。
  11月15日,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彻底纠正"五风"问题的指示》。("五风",即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干部特殊风和瞎指挥风。)

1961-1970年

1961年
  1月14日至18日,主持召开中共八届九中全会,号召大兴调查研究之风。这次会议正式批准了调整国民经济的八字方针。会后组织和领导三个调查组,深入浙江、湖南、广东农村调查研究。
  5月21日至6月12日,主持召开中共中央工作会议,讨论修改《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即农业六十条)。其中规定,取消供给制;办不办食堂,完全由社员讨论决定。
  8月23日至9月16日,在庐山主持召开中共中央工作会议,讨论工业、粮食、财贸、教育等问题。会议强调切实地执行调整经济的八字方针。
  9月29日,提出"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将农村人民公社的基本核算单位下放到生产队。
1962年
  1月11日至2月7日,主持召开中共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又称"七千人大会"),作关于民主集中制问题的重要讲话。
  7月至9月,在北戴河、北京先后召开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和八届十中全会,批判所谓"黑暗风"、"单干风"、"翻案风",作关于阶级、形势、矛盾和党内团结问题的讲话,进一步发展了关于阶级斗争是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的错误论点。
1963年
  2月11日至28日,召开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会议确定在农村普遍进行"四清"运动和城市开展"五反"运动。
  3月5日,在《人民日报》发表题词"向雷锋同志学习"。
  5月,在杭州主持制定《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简称"前十条"),作为指导农村"四清"的纲领性文件。
  12月16日,听取聂荣臻关于科学技术十年规划的汇报,指出:不搞科学技术,生产力无法提高。
  12月,作出关于文艺工作的第一个批示。
1964年
  2月13日,召集教育工作座谈会,提出改革教育体制的设想。
  5月,在听取关于第三个五年计划的汇报时,提出两个拳头(农业、国防)一个屁股(基础工业)的思想;还提出把全国划分为一、二、三线的战略布局。
  6月15日和16日,观看北京、济南部队军事训练汇报表演。
  6月16日,在北京十三陵召开的小型会议上,作关于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讲话。
  6月,再次对文艺工作作批示,文艺界进而扩大到意识形态其他领域,错误地开展了过火的政治批判。
  10月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
  12月15日至28日,主持召开中央工作会议,讨论制定《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简称"二十三条"),部分地纠正"四清"运动中"左"的做法,但错误地提出"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1965年
  5月22日至29日,重上井冈山。
  7月27日,会见从海外归来的原国民党政府代总统李宗仁和夫人。
  11月初,批准发表《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揭开"文化大革命"的序幕。
1966年
  3月12日,致信刘少奇,提出"备战备荒为人民"。
  3月底,错误地指责由彭真主持制定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
  5月7日,作出"五•七指示",提出人民解放军"应该是一个大学校",各行各业要以本业为主,"兼学别样","教育要革命"等。
  5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毛泽东主持制定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对当时党和国家政治形势作了严重错误的估计。
  8月1日至12日,主持召开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会议期间,印发了毛泽东5日写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不点名地批评了刘少奇、邓小平。5月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这次会议的召开,是"文化大革命"全面发动的标志。
  8月18日至11月26日,在北京先后八次接见来自全国各地的院校师生和红卫兵。
1967年
  1月,对上海"一月革命"表示支持。此后夺权之风遍及全国。
  1月23日,批示《发出中国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
  2月11日和16日,谭震林、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等不满林彪、江青一伙的倒行逆施,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做法提出了强烈的批评,是为"大闹怀仁堂"。毛泽东在听取了中央文革小组的汇报后,表示很不满意。
  6月17日,中国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
  7月至9月,视察华北、中南和华东地区,号召"实现革命的大联合",指出"正确地对待干部"。
  8月底,批准对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关锋实行隔离审查。1968年1月,又对戚本禹实行隔离审查。
1968年
  1月16日,对江青等人送来的所谓"伍豪等脱离共产党启事"等材料作出重要批示:"此事早已弄清,是国民党造谣污蔑",使他们诬陷周恩来的图谋未能得逞。
  10月13日至31日,主持召开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在极不正常的情况下,通过诬陷刘少奇并开除他的党籍的错误决定。
  12月22日,"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在《人民日报》发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热潮由此开始。
1969年
  4月1日至24日,主持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批准"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和实践,并把林彪定为"接班人"写入党章。
  4月28日,在中共九届一中全会上再次当选为中央委员会主席。
1970年
  4月24日,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发射成功。
  5月20日,发表《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的声明。
  8月23日至9月6日,在庐山主持召开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写《我的一点意见》,揭露挫败林彪、陈伯达企图抢班夺权的阴谋。
  12月18日,会见美国友人斯诺,表示欢迎美国总统尼克松来华访问。

1971-1976年

1971年
  8月至9月,在南方巡视期间,同当地党政军负责人多次谈话,揭露林彪的阴谋。途中机警地几次变更行动计划,于9月12日回到北京,粉碎林彪集团的反革命武装政变阴谋。
  9月13日,同周恩来等果断地处理林彪叛逃事件。在周恩来请示要不要拦截林彪座机时,毛泽东表示:"由他去吧"。
  10月25日,第二十六届联合国大会以压倒多数通过决议,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把蒋介石集团的代表驱逐出去。
  11月14日,接见参加成都地区座谈会的同志,为所谓"二月逆流"平反。
1972年
  1月10日,参加陈毅的追悼会。
  2月21日,会见来华访问的美国总统尼克松;28日,中美双方在上海发表联合公报,决定实现中美两国关系正常化。
  9月27日,会见日本内阁总理大臣田中角荣;29日,中日两国政府发表联合声明,宣布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正式建立外交关系。
1973年
  3月,提议恢复邓小平的国务院副总理职务。
  8月24日至28日,主持召开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使一批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重新进入中央委员会,但同时江青集团的势力也得到加强。
  8月30日,在中共十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中央委员会主席。
  12月,提出邓小平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还提出要给贺龙、罗瑞卿、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平反。
1974年
  1月18日,批准转发《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批林批孔"运动由此开始。
  2月22日,会见赞比亚总统卡翁达,谈话中提出"三个世界"划分的思想。
  7月17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批评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搞帮派活动,第一次提出"四人帮"问题。
  9月29日,经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为贺龙平反。
  10月4日,提议由邓小平担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职务。
  11月12日,对江青来信作批示,批评她的"组阁"野心,明确指出"不要由你组阁(当后台老板)"。
1975年
  1月13日至17日,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重申在本世纪内实现四个现代化,选出以朱德为委员长的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任命周恩来为总理、邓小平等为副总理的国务院组成人员。会后,周恩来病重,国务院工作实际由邓小平主持。
  2月,在毛泽东支持下,邓小平开始领导对铁路、教育等方面的调整整顿工作。
  5月3日,召集在北京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谈话,强调要搞马列主义,要团结,要光明正大,再次批评"四人帮"。
  7月14日,对文艺问题发表谈话,指出党的文艺政策应该调整。
  11月下旬,审阅批准《打招呼的讲话要点》,错误地发动所谓"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
1976年
  1月8日,周恩来在北京逝世。
  1月21日、28日,先后提议华国锋任国务院代总理和主持中央日常工作。
  3月下旬至4月5日,北京市上百万群众连续几天自发到天安门广场,献花圈、诗词,悼念周恩来,声讨"四人帮"。毛泽东错误地批准了否定"天安门事件"的报告。
  4月7日,根据毛泽东提议,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华国锋同志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的决议》和《关于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议》。
  9月9日,在北京逝世。

三、历史贡献

  (一)、毛泽东引导中国走上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
  (二)、毛泽东领导中国人民开辟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开始了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纪元。
  (三)、开创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新时代,开始了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艰辛而曲折的探索。
  (四)、奠定了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对保持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先进性和执政地位作了不懈的探索。
  (五)、奠定了新中国在国际上的大国地位,为开创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作了不懈的努力。

四、回忆主席

杨开慧临终遗言:死不足惜 愿润之革命成功
  狡诈的敌人又把杨开慧请进有新闻记者在的客厅诱骗说,只要她在报上发表声明,与毛泽东脱离夫妻关系,就可以马上获得自由,遭到了杨开慧的严词拒绝。她对前去探监的亲友说:"死不足惜,但愿润之革命早日成功。""牺牲小我,成功大我。"又嘱咐说:"我死后,不要作俗人之举。"

李敏谈毛泽东:父亲爱每个人 谁有困难都帮
  爸爸说道:"你们要吃。不吃,就出不去了。"他们含着泪,吃着饼,望着爸爸,用力撑着身子站起来,艰难地挪动着步子。爸爸就让警卫员扶他们走。爸爸就是这样爱每个战士,疼每个人,无论是谁遇到困难他都会相助相帮的。在爸爸的眼里,年轻人是祖国的希望。

毛新宇少将谈毛泽东:研究宣传毛泽东是毕生使命
  尽管爷爷毛泽东去世时他只有6岁,但他仍然认为"爷爷是对我影响最大的人"研究和宣传毛泽东思想是毛新宇为自己确立的毕生使命,而带他走上这条道路的恰是其母邵华。毛新宇曾对记者说,他在母亲面前"心里总会有些紧张","她既是慈母又是严师。"

遵义会议周恩来直言:除毛泽东无人是蒋介石对手
  周恩来就直说了,我们的对手是国民党,具体的是蒋介石,我在黄埔军校和他处了两年的时间,我知道这个人文武双全,聪明能干,读书很多,又有政治手腕。我们要打败他,就要找个比他强的人,我考虑了很久,这个人是毛泽东。意思就是说,蒋介石这个人比较全面。

文革时王明恶毒攻击毛泽东:诗词渗透着封建君主思想
  王明说,毛泽东思想的重要来源和组成部分是封建主义,"天子"思想是毛泽东自我中心说和极端个人主义的思想来源。他甚至说毛泽东的诗词渗透着封建君主思想,如《沁园春•雪》,《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一些诗词鼓吹神秘论和迷信,如《送瘟神》、《蝶恋花•答李淑一》等。

工作人员回忆毛泽东:米粒掉桌上主席捡起来吃掉
  一次,我给主席送饭,他端饭吃的时候,几个米粒掉到桌子上,他马上捡起来吃了。我当时就多了一句嘴,说:主席,掉桌子上了,不卫生了。主席当时很严肃地跟我讲:不要小看这一粒米,这是对农民的感情。农民苦,不容易,我们就是要提倡勤俭节约、艰苦朴素的精神。

亲历者忆为毛泽东定做瓷器始末:主席生前不知道
  迄今为止,市场炒作过的与毛泽东相关文物中,影响大、价位高、最神秘的莫过于"毛瓷"。只是因为没有官方的正式版本,这才给民间传说有了想象的空间。笔者因为特殊机缘,接触到当事人和见证人,掌握到一些鲜为人知的真相。其实,毛泽东在世的时候,并不知道为他定制生活用瓷这件事。

知青眼中的毛泽东:主席逝世无异于天塌了
  我们要学的东西还实在太多,尤其是贫下中农的品格,为我们后来走好自己的人生道路,补上了最基本的一课。1976年9月,在老一辈心目中德高望重的毛泽东主席与世长辞了,这在广大贫下中农的心里无异于天的一角塌陷了。

五、毛泽东自我评价

  毛泽东自我评价:我这个人三七开就不错了 我不隐瞒缺点我不是圣人

  毛泽东说:"一是要下放去搞一年工业,搞一年农业,搞半年商业,以便多调查研究,了解情况,不当官僚主义,对全国干部也是一个推动;二是要骑马到黄河、长江两岸进行实地考察,因为对地质方面缺少知识,所以要请一位地质学家、一位历史学家和一位文学家一起去。三是最后写一部书,把自己的一生写进去,把缺点、错误统统写进去,让世界人民去评论自己是好人还是坏人。""我这个人啊,好处占70%,坏处占30%,就很满足了。我不隐瞒自己的缺点,我不是圣人。"

  毛泽东自我评价:我一生干了两件大事 赶走蒋介石 打跑日本

毛泽东对华国锋及当时也在场的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王海容等人说:人生七十古来稀,我八十多岁了,人老总想后事,中国有句古话叫盖棺论定,我虽未盖棺也快了,总可以定论吧!我一生干了两件事,一是与蒋介石斗了那么几十年,把他赶到那么几个海岛上去了,抗战八年,把日本人请回老家去了。对这些事持异议的人不多,只有那么几个人,在我耳边叽叽喳喳。无非是让我及早收回那几个海岛罢了。另一件事你们都知道,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

六、主要作品一览

毛泽东著作一览表

时间 篇名 内容(或意义)
1925《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 毛泽东思想萌芽的标志,初步论述无产阶级领导权的问题,
1927年后 《论人民民主专政》 全面论述并总结党的领导权问题,完整提出人民民主专政的理论,标志一个完备形态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国家政权理论的成熟。
四大期间 《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毛泽东思想萌芽的标志
1928.10《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 标志毛泽东思想形成的代表作,初步形成"工农割据武装思想"
1928.11《井冈山的斗争》 标志毛泽东思想形成的代表作,初步形成"工农割据武装思想"
1929前后 《战争和战略问题》 要求每一个共产党员都应懂得"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而决不容许枪指挥党"。系统的阐述了中国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道路的必要性。
1930.1《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标志毛泽东思想形成的代表作,是农村包围城市革命道路理论基本形成的重要标志。
1930年5《反对本本主义》 标志毛泽东思想形成。蕴涵了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提出了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的基本思想。
土地革命后期到抗日战争时期 《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 毛泽东思想成熟的主要标志,系统的阐述了中国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道路的必要性。
土地革命后期到抗日战争时期 《<共产党人>发刊词》 毛泽东思想成熟的主要标志,系统的阐述了中国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道路的必要性。
土地革命后期到抗日战争时期 《论新阶段》 系统的阐述了中国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道路的必要性。
1936.12《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 总结指出中国革命战争的四个特点:中国是一个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半殖民地的大国;敌人的强大;红军的弱小;共产党的领导和土地革命。系统的阐述了中国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道路的必要性。
1940《新民主主义论》 毛泽东思想成熟的主要标志,进一步论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对象、动力、领导、前途等问题的基础上,总结出"新民主主义革命就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系统的阐述了中国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道路的必要性。
1941.5《改造我们的学习》 对实事求是做出了科学的解释
1945《论联合政府》 总结"三大作风"
1945左右 《国民党右派分离的原因及其对于革命前途的影响》 第一次提出要建立"一个革命民众合作统治的国家",这是毛泽东人民民主专政思想的雏形。
1947.12《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 明确提出新民主主义的三大经济纲领,系统阐述我军作战的指导思想、主要目标,其核心是集中优势兵力歼灭敌人。
1948.4《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 明确的把官僚资本主义列为革命对象之一。完整的提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和总政策。
1949《将革命进行到底》 第一次正式提出"人民民主专政"的概念
1954.6《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讲话》 指出我们的总目标是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和应当团结的力量,为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
1955.7《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 系统的阐述农业合作化的理论、方针和原则
1956.4《论十大关系》 明确提出:"围绕着一个基本方针,就是要把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为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
1957.2《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指出:社会生产和社会需要之间的矛盾将会长期存在,我们的根本任务已经由解放生产力变为在新的生产关系下保护和发展生产力。
1.关于社会主义基本矛盾的理论
2.关于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两类社会矛盾的理论。
3.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针
1957.7《一九五七年夏天的形势》 进一步指出:通过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我们的目标,是想造成一个又一个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以利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较易于克服困难,较快的建设我国的现代工业化和现代农业,党和国家较为巩固,较为能够经受风险"

毛泽东思想概论重大会议

知识点 人物 会议/著作(年份) 理论/观点
在中共历史上对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的概括 刘少奇中共七大(1945):《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  (对毛泽东思想科学涵义的第一次概括)表明毛泽东思想作为一个科学的概念,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已经在全党正式确定下来。 
邓小平 1) 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1981):《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2) 中共十二大(1982):党章 
1、(对毛泽东思想科学涵义的第二次概括)三句话: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
2、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既体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的基本原理,又包含了中华民族的优秀思想和中国共产党人的实践经验。 








化 
毛泽东《反对本本主义》(1930)  (第一次使用了党的"思想路线"这一科学概念;孕育了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三个方面的思想因子)
1、 强调必须"洗刷唯心精神",反对脱离实际的"唯书"、"唯上"的本本主义。
2、 坚持"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
3、 强调"到群众中做实际调查去","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
4、 强调"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 
毛泽东《关于调查人口和土地状况的通知》  "不做正确的调查同样没有发言权"。 
毛泽东中共六届六中全会(1938):《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  明确提出了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任务 
毛泽东《<共产党人>发刊词》(1939)  反复阐明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这个根本的思想原则。 
"





"概





程 
张如心《论布尔什维克的教育家》(1941)  最先使用了"毛泽东的思想"的提法 
邓 拓纪念"七一"的专论(1942)  提出全党要"学习和掌握毛泽东主义"使用了"毛泽东主义"这一概念。 
王稼祥《中国共产党与民族解放道路》(1943)  (中国共产党内第一篇系统论述毛泽东思想的文章)明确提出并多次使用了"毛泽东思想"这个概念。 
   中共六届七中全会(1945):《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正式宣布:"党在奋斗的过程中产生了自己的领袖毛泽东,形成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体系——毛泽东思想" 
   中共七大(1945):党章 把毛泽东思想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
<注>中共八大通过的党章没有使用"毛泽东思想"这一概念,而改为:"中共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 
"




"






程 
毛泽东 《矛盾论》(1937)
《实践论》(1937) 
(奠定了毛泽东思想中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论述了无产阶级的世界观、认识论和方法论,深刻分析了一些人犯错误的认识根源,系统论述了党的辨证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
毛泽东《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1938)  指出:1、"共产党员应是实事求是的模范"
2、"只有实事求是,才能完成确定的任务"
3、"科学的态度是实事求是" 
开始使用"实事求是"这个概念)
毛泽东《<共产党人>发刊词》(1939)  从思想路线的角度明确提出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的概念。 
毛泽东《改造我们的学习》(1941)对"实事求是"这个概念作了新的解释:从此实事求是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和实践相统一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的集中概括。 
邓小平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1980):《坚持党的路线,改进工作方法》"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就是我们党的思想路线"。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1981)  "实事求是,就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就是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
"



线
"




程 
周恩来
(陈毅)
《中央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1929) (公开使用"群众路线"这个科学概念)
强调红军在地方工作中要注意"群众路线"这一科学工作方式的运用。
毛泽东 1)《反对本本主义》(1930)
2)《必须注意经济工作》
3)《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
结合党的思想路线,对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做了初步的总结。 
毛泽东《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1943) (第一次从哲学高度对党的群众路线做了理论概括,把党的群众路线与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辩证法和历史唯物论有机地统一起来)
指出,在我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是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来,到群众去",如此无限循环,一次比一次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 
毛泽东中共七大(1945):《论联合政府》  从党的性质和宗旨出发,将"和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取得最密切的联系",作为党的三大优良作风之一,作为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显著标志之一。 
刘少奇中共七大(1945):《关于修改党的章程》 (专门论述了党的群众路线的极端重要性,将它提到了党的根本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的高度)
基本内容:1、一切为了人民群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观点
2、一切向人民群众负责的观点
3、相信群众自己解放自己的观点
4、向人民群众学习的观点 
刘少奇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1962) 进一步概括了群众路线的基本点
1、 相信人民群众,相信他们能够自己解放自己,相信他们是历史的创造者
2、 党必须根据群众的实践来检验自己的工作,党的方针、政策、措施都必须"从群众中来,到群众去"。 
邓小平《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1981)  概括了群众路线的基本内涵:群众路线,就是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 
董必武中共八大(1956)指出,"革命的群众运动是不完全依靠法律的,这可能带来一种副产物,助长了人们轻视一切法制的心理,这也就增加了党和国家克服这种心理的困难。" 
"




"




程 
毛泽东《反对本本主义》(1930)明确提出了"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开始形成了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思想。 
   遵义会议(1935)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第一次独立自主地解决党内重大问题的新起点,成为党的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开始走向成熟。 
   共产国际七大(1935)通过决议,不再直接干涉各国党内的内部事务,为中国共产党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领导下独立自主地进行革命创造比较好的外部条件。 
   延安整风运动(40年代初期)进一步批评了教条主义错误,清算了教条主义的危害,独立自主这个基本点与实事求是、群众路线一起,成为党领导中国革命取得最后胜利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 
毛泽东解放战争期间明确提出了"自力更生"的方针,强调依靠中国人民自己的力量,打败中外一切反动派。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将独立自主原则用于经济领域,形成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方针,运用于外交领域,形成了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
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邓小平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1981):《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标志着党在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的完成)
1、 其最重要、最根本、最关键的总要求、总原则和总的指导思想是:确立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了毛泽东思想。
2、 第一次使用了"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的表述,重新建构了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

七、著作选读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一九三○年一月五日)

  这是毛泽东给林彪的一封信,是为答复林彪散发的一封对红军前途究竟应该如何估计的征求意见的信。毛泽东在这封信中批评了当时林彪以及党内一些同志对时局估量的一种悲观思想。一九四八年林彪向中央提出,希望公开刊行这封信时不要提他的姓名。毛泽东同意了这个意见。在收入本书第一版的时候,这封信改题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指名批评林彪的地方作了删改。
  在对于时局的估量和伴随而来的我们的行动问题上,我们党内有一部分同志还缺少正确的认识。他们虽然相信革命高潮不可避免地要到来,却不相信革命高潮有迅速到来的可能。因此他们不赞成争取江西的计划,而只赞成在福建、广东、江西之间的三个边界区域的流动游击,同时也没有在游击区域建立红色政权的深刻的观念,因此也就没有用这种红色政权的巩固和扩大去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深刻的观念。他们似乎认为在距离革命高潮尚远的时期做这种建立政权的艰苦工作为徒劳,而希望用比较轻便的流动游击方式去扩大政治影响,等到全国各地争取群众的工作做好了,或做到某个地步了,然后再来一个全国武装起义,那时把红军的力量加上去,就成为全国范围的大革命。他们这种全国范围的、包括一切地方的、先争取群众后建立政权的理论,是于中国革命的实情不适合的。他们的这种理论的来源,主要是没有把中国是一个许多帝国主义国家互相争夺的半殖民地这件事认清楚。如果认清了中国是一个许多帝国主义国家互相争夺的半殖民地,则一,就会明白全世界何以只有中国有这种统治阶级内部互相长期混战的怪事,而且何以混战一天激烈一天,一天扩大一天,何以始终不能有一个统一的政权。二,就会明白农民问题的严重性,因之,也就会明白农村起义何以有现在这样的全国规模的发展。三,就会明白工农民主政权这个口号的正确。四,就会明白相应于全世界只有中国有统治阶级内部长期混战的一件怪事而产生出来的另一件怪事,即红军和游击队的存在和发展,以及伴随着红军和游击队而来的,成长于四围白色政权中的小块红色区域的存在和发展(中国以外无此怪事)。五,也就会明白红军、游击队和红色区域的建立和发展,是半殖民地中国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农民斗争的最高形式,和半殖民地农民斗争发展的必然结果;并且无疑义地是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最重要因素。六,也就会明白单纯的流动游击政策,不能完成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任务,而朱德毛泽东式、方志敏⑴式之有根据地的,有计划地建设政权的,深入土地革命的,扩大人民武装的路线是经由乡赤卫队、区赤卫大队、县赤卫总队⑵、地方红军直至正规红军这样一套办法的,政权发展是波浪式地向前扩大的,等等的政策,无疑义地是正确的。必须这样,才能树立全国革命群众的信仰,如苏联之于全世界然。必须这样,才能给反动统治阶级以甚大的困难,动摇其基础而促进其内部的分解。也必须这样,才能真正地创造红军,成为将来大革命的主要工具。总而言之,必须这样,才能促进革命的高潮。
  犯着革命急性病的同志们不切当地看大了革命的主观力量⑶,而看小了反革命力量。这种估量,多半是从主观主义出发。其结果,无疑地是要走上盲动主义的道路。另一方面,如果把革命的主观力量看小了,把反革命力量看大了,这也是一种不切当的估量,又必然要产生另一方面的坏结果。因此,在判断中国政治形势的时候,需要认识下面的这些要点:
  (一)现在中国革命的主观力量虽然弱,但是立足于中国落后的脆弱的社会经济组织之上的反动统治阶级的一切组织(政权、武装、党派等)也是弱的。这样就可以解释现在西欧各国的革命的主观力量虽然比现在中国的革命的主观力量也许要强些,但因为它们的反动统治阶级的力量比中国的反动统治阶级的力量更要强大许多倍,所以仍然不能即时爆发革命。现时中国革命的主观力量虽然弱,但是因为反革命力量也是相对地弱的,所以中国革命的走向高潮,一定会比西欧快。
  (二)一九二七年革命失败以后,革命的主观力量确实大为削弱了。剩下的一点小小的力量,若仅依据某些现象来看,自然要使同志们(作这样看法的同志们)发生悲观的念头。但若从实质上看,便大大不然。这里用得着中国的一句老话:"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就是说,现在虽只有一点小小的力量,但是它的发展会是很快的。它在中国的环境里不仅是具备了发展的可能性,简直是具备了发展的必然性,这在五卅运动⑷及其以后的大革命运动已经得了充分的证明。我们看事情必须要看它的实质,而把它的现象只看作入门的向导,一进了门就要抓住它的实质,这才是可靠的科学的分析方法。
  (三)对反革命力量的估量也是这样,决不可只看它的现象,要去看它的实质。当湘赣边界割据的初期,有些同志真正相信了当时湖南省委的不正确的估量,把阶级敌人看得一钱不值;到现在还传为笑谈的所谓"十分动摇"、"恐慌万状"两句话,就是那时(一九二八年五月至六月)湖南省委估量湖南的统治者鲁涤平⑸的形容词。在这种估量之下,就必然要产生政治上的盲动主义。但是到了同年十一月至去年二月(蒋桂战争⑹尚未爆发之前)约四个月期间内,敌人的第三次"会剿"⑺临到了井冈山的时候,一部分同志又有"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疑问提出来了。其实,那时英、美、日在中国的斗争已到十分露骨的地步,蒋桂冯混战的形势业已形成,实质上是反革命潮流开始下落,革命潮流开始复兴的时候。但是在那个时候,不但红军和地方党内有一种悲观的思想,就是中央那时也不免为那种表面上的情况所迷惑,而发生了悲观的论调。中央二月来信⑻就是代表那时候党内悲观分析的证据。
  (四)现时的客观情况,还是容易给只观察当前表面现象不观察实质的同志们以迷惑。特别是我们在红军中工作的人,一遇到败仗,或四面被围,或强敌跟追的时候,往往不自觉地把这种一时的特殊的小的环境,一般化扩大化起来,仿佛全国全世界的形势概属未可乐观,革命胜利的前途未免渺茫得很。所以有这种抓住表面抛弃实质的观察,是因为他们对于一般情况的实质并没有科学地加以分析。如问中国革命高潮是否快要到来,只有详细地去察看引起革命高潮的各种矛盾是否真正向前发展了,才能作决定。既然国际上帝国主义相互之间、帝国主义和殖民地之间、帝国主义和它们本国的无产阶级之间的矛盾是发展了,帝国主义争夺中国的需要就更迫切了。帝国主义争夺中国一迫切,帝国主义和整个中国的矛盾,帝国主义者相互间的矛盾,就同时在中国境内发展起来,因此就造成中国各派反动统治者之间的一天天扩大、一天天激烈的混战,中国各派反动统治者之间的矛盾,就日益发展起来。伴随各派反动统治者之间的矛盾——军阀混战而来的,是赋税的加重,这样就会促令广大的负担赋税者和反动统治者之间的矛盾日益发展。伴随着帝国主义和中国民族工业的矛盾而来的,是中国民族工业得不到帝国主义的让步的事实,这就发展了中国资产阶级和中国工人阶级之间的矛盾,中国资本家从拚命压榨工人找出路,中国工人则给以抵抗。伴随着帝国主义的商品侵略、中国商业资本的剥蚀和政府的赋税加重等项情况,便使地主阶级和农民的矛盾更加深刻化,即地租和高利贷的剥削更加重了,农民则更加仇恨地主。因为外货的压迫、广大工农群众购买力的枯竭和政府赋税的加重,使得国货商人和独立生产者日益走上破产的道路。因为反动政府在粮饷不足的条件之下无限制地增加军队,并因此而使战争一天多于一天,使得士兵群众经常处在困苦的环境之中。因为国家的赋税加重,地主的租息加重和战祸的日广一日,造成了普遍于全国的灾荒和匪祸,使得广大的农民和城市贫民走上求生不得的道路。因为无钱开学,许多在学学生有失学之忧;因为生产落后,许多毕业学生无就业之望。如果我们认识了以上这些矛盾,就知道中国是处在怎样一种皇皇不可终日的局面之下,处在怎样一种混乱状态之下。就知道反帝反军阀反地主的革命高潮,是怎样不可避免,而且是很快会要到来。中国是全国都布满了干柴,很快就会燃成烈火。"星火燎原"的话,正是时局发展的适当的描写。只要看一看许多地方工人罢工、农民暴动、士兵哗变、学生罢课的发展,就知道这个"星星之火",距"燎原"的时期,毫无疑义地是不远了。
  上面的话的大意,在去年四月五日前委给中央的信中,就已经有了。那封信上说:
  "中央此信(去年二月七日)对客观形势和主观力量的估量,都太悲观了。国民党三次'进剿'井冈山⑼,表示了反革命的最高潮。然至此为止,往后便是反革命潮流逐渐低落,革命潮流逐渐升涨。党的战斗力组织力虽然弱到如中央所云,但在反革命潮流逐渐低落的形势之下,恢复一定很快,党内干部分子的消极态度也会迅速消灭。群众是一定归向我们的。屠杀主义⑽固然是为渊驱鱼,改良主义也再不能号召群众了。群众对国民党的幻想一定很快地消灭。在将来的形势之下,什么党派都是不能和共产党争群众的。党的六次大会⑾所指示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是对的:革命的现时阶段是民权主义而不是社会主义,党(按:应加'在大城市中'五个字)的目前任务是争取群众而不是马上举行暴动。但是革命的发展将是很快的,武装暴动的宣传和准备应该采取积极的态度。在大混乱的现局之下,只有积极的口号积极的态度才能领导群众。党的战斗力的恢复也一定要在这种积极态度之下才有可能。……无产阶级领导是革命胜利的唯一关键。党的无产阶级基础的建立,中心区域产业支部的创造,是目前党在组织方面的重要任务;但是在同时,农村斗争的发展,小区域红色政权的建立,红军的创造和扩大,尤其是帮助城市斗争、促进革命潮流高涨的主要条件。所以,抛弃城市斗争,是错误的;但是畏惧农民势力的发展,以为将超过工人的势力而不利于革命,如果党员中有这种意见,我们以为也是错误的。因为半殖民地中国的革命,只有农民斗争得不到工人的领导而失败,没有农民斗争的发展超过工人的势力而不利于革命本身的。"
  这封信对红军的行动策略问题有如下的答复:
  "中央要我们将队伍分得很小,散向农村中,朱、毛离开队伍,隐匿大的目标,目的在于保存红军和发动群众。这是一种不切实际的想法。以连或营为单位,单独行动,分散在农村中,用游击的战术发动群众,避免目标,我们从一九二七年冬天就计划过,而且多次实行过,但是都失败了。因为:(一)主力红军多不是本地人,和地方赤卫队来历不同。(二)分小则领导不健全,恶劣环境应付不来,容易失败。(三)容易被敌人各个击破。(四)愈是恶劣环境,队伍愈须集中,领导者愈须坚决奋斗,方能团结内部,应付敌人。只有在好的环境里才好分兵游击,领导者也不如在恶劣环境时的刻不能离。"
  这一段话的缺点是:所举不能分兵的理由,都是消极的,这是很不够的。兵力集中的积极的理由是:集中了才能消灭大一点的敌人,才能占领城镇。消灭了大一点的敌人,占领了城镇,才能发动大范围的群众,建立几个县联在一块的政权。这样才能耸动远近的视听(所谓扩大政治影响),才能于促进革命高潮发生实际的效力。例如我们前年干的湘赣边界政权,去年干的闽西政权⑿,都是这种兵力集中政策的结果。这是一般的原则。至于说到也有分兵的时候没有呢?也是有的。前委给中央的信上说了红军的游击战术,那里面包括了近距离的分兵:   "我们三年来从斗争中所得的战术,真是和古今中外的战术都不同。用我们的战术,群众斗争的发动是一天比一天扩大的,任何强大的敌人是奈何我们不得的。我们的战术就是游击的战术。大要说来是:'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固定区域的割据⒀,用波浪式的推进政策。强敌跟追,用盘旋式的打圈子政策。''很短的时间,很好的方法,发动很大的群众。'这种战术正如打网,要随时打开,又要随时收拢。打开以争取群众,收拢以应付敌人。三年以来,都是用的这种战术。"
  这里所谓"打开",就是指近距离的分兵。例如湘赣边界第一次打下永新时,二十九团和三十一团在永新境内的分兵。又如第三次打下永新时,二十八团往安福边境,二十九团往莲花,三十一团往吉安边界的分兵。又如去年四月至五月在赣南各县的分兵,七月在闽西各县的分兵。至于远距离的分兵,则要在好一点的环境和在比较健全的领导机关两个条件之下才有可能。因为分兵的目的,是为了更能争取群众,更能深入土地革命和建立政权,更能扩大红军和地方武装。若不能达到这些目的,或者反因分兵而遭受失败,削弱了红军的力量,例如前年八月湘赣边界分兵打郴州那样,则不如不分为好。如果具备了上述两个条件,那就无疑地应该分兵,因为在这两个条件下,分散比集中更有利。
  中央二月来信的精神是不好的,这封信给了四军党内一部分同志以不良影响。中央那时还有一个通告,谓蒋桂战争不一定会爆发。但从此以后,中央的估量和指示,大体上说来就都是对的了。对于那个估量不适当的通告,中央已发了一个通告去更正。对于红军的这一封信,虽然没有更正,但是后来的指示,就没有那些悲观的论调了,对于红军行动的主张也和我们的主张一致了。但是中央那个信给一部分同志的不良影响是仍然存在的。因此,我觉得就在现时仍有对此问题加以解释的必要。
  关于一年争取江西的计划,也是去年四月前委向中央提出的,后来又在于都有一次决定。当时指出的理由,见之于给中央信上的,如下:
  "蒋桂部队在九江一带彼此逼近,大战爆发即在眼前。群众斗争的恢复,加上反动统治内部矛盾的扩大,使革命高潮可能快要到来。在这种局面之下来布置工作,我们觉得南方数省中广东湖南两省买办地主的军力太大,湖南则更因党的盲动主义的错误,党内党外群众几乎尽失。闽赣浙三省则另成一种形势。第一,三省敌人军力最弱。浙江只有蒋伯诚⒁的少数省防军。福建五部虽有十四团,但郭⒂旅已被击破;陈卢⒃两部均土匪军,战斗力甚低;陆战队两旅在沿海从前并未打过仗,战斗力必不大;只有张贞⒄比较能打,但据福建省委分析,张亦只有两个团战力较强。且福建现在完全是混乱状态,不统一。江西朱培德⒅、熊式辉⒆两部共有十六团,比闽浙军力为强,然比起湖南来就差得多。第二,三省的盲动主义错误比较少。除浙江情况我们不大明了外,江西福建两省党和群众的基础,都比湖南好些。以江西论,赣北之德安、修水、铜鼓尚有相当基础;赣西宁冈、永新、莲花、遂川,党和赤卫队的势力是依然存在的;赣南的希望更大,吉安、永丰、兴国等县的红军第二第四团有日益发展之势;方志敏的红军并未消灭。这样就造成了向南昌包围的形势。我们建议中央,在国民党军阀长期战争期间,我们要和蒋桂两派争取江西,同时兼及闽西、浙西。在三省扩大红军的数量,造成群众的割据,以一年为期完成此计划。"
  上面争取江西的话,不对的是规定一年为期。至于争取江西,除开江西的本身条件之外,还包含有全国革命高潮快要到来的条件。因为如果不相信革命高潮快要到来,便决不能得到一年争取江西的结论。那个建议的缺点就是不该规定为一年,因此,影响到革命高潮快要到来的所谓"快要",也不免伴上了一些急躁性。至于江西的主观客观条件是很值得注意的。除主观条件如给中央信上所说外,客观条件现在可以明白指出的有三点:一是江西的经济主要是封建的经济,商业资产阶级势力较小,而地主的武装在南方各省中又比哪一省都弱。二是江西没有本省的军队,向来都是外省军队来此驻防。外来军队"剿共""剿匪",情形不熟,又远非本省军队那样关系切身,往往不很热心。三是距离帝国主义的影响比较远一点,不比广东接近香港,差不多什么都受英国的支配。我们懂得了这三点,就可以解释为什么江西的农村起义比哪一省都要普遍,红军游击队比哪一省都要多了。
  所谓革命高潮快要到来的"快要"二字作何解释,这点是许多同志的共同的问题。马克思主义者不是算命先生,未来的发展和变化,只应该也只能说出个大的方向,不应该也不可能机械地规定时日。但我所说的中国革命高潮快要到来,决不是如有些人所谓"有到来之可能"那样完全没有行动意义的、可望而不可即的一种空的东西。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

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
(一九三七年五月八日)

  这是毛泽东在一九三七年五月二日至十四日在延安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所作的结论。
  同志们!对于我的报告——《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经这几天的讨论,除了个别同志提出了不同意见之外,大家都已表示同意。他们这些不同的意见,颇带重要性,因此我的结论,首先就来讨论这些意见,然后再说到一些其他的问题。

  和平问题
  我们党为国内和平而斗争,差不多有两年的时间了。国民党三中全会⑴后,我们说和平已经取得,"争取和平"的阶段已经过去,新的任务是"巩固和平",并指出这是同"争取民主"相关联的——用争取民主去巩固和平。我们的这种意见,按照几个同志的说法却不能成立。他们的结论必是相反的,或者是动摇于两者之间的。因为他们说:"日本后退了⑵,南京更动摇了,民族矛盾下降,国内矛盾上升。"根据这种估计,当然无所谓新阶段和新任务,情况回到旧阶段,或者还不如。这种意见,我以为是不对的。
  我们说和平取得了,并不是说和平巩固了,相反,我们说它是不巩固的。和平实现与和平巩固是两件事。历史暂时地走回头路是可能的,和平发生波折是可能的,原因就在于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亲日派的存在。然而西安事变⑶后和平实现是事实,这种情况是由多方面促成的(日本进攻的基本方针,苏联和英美法的赞助和平,中国人民的逼迫,共产党在西安事变中的和平方针及停止两个政权敌对的政策,资产阶级的分化,国民党的分化等等),不是蒋介石一个人所能决定和推翻的。要推翻和平必须同多方面势力作战,并且必须同日本帝国主义和亲日派靠拢,才能成功。没有问题,日本帝国主义和亲日派还在企图使中国继续内战。和平没有巩固,正是因为这一点。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结论不是回到"停止内战"或"争取和平"的旧口号去,而是前进一步,提出"争取民主"的新口号,只有这样才能巩固和平,也只有这样才能实现抗战。为什么提出"巩固和平"、"争取民主"、"实现抗战"这样三位一体的口号?为的是把我们的革命车轮推进一步,为的是情况已经允许我们进一步了。如果否认新阶段和新任务,否认国民党的"开始转变",并且逻辑的结论也将不得不否认一年半以来一切为争取和平而斗争的各派势力努力的成绩,那末,只是把自己停顿在旧位置,一步也没有前进。
  为什么这些同志作出这种不妥当的估计呢?原因在于他们观察时局不从根本之点出发,而从许多局部和一时的现象(佐藤外交,苏州审判⑷,压制罢工,东北军东调⑸,杨虎城出洋⑹等等)出发,于是形成一幅暗淡的画图。我们说国民党已经开始转变,但我们同时即说国民党并没有彻底转变。国民党的十年反动政策,要它彻底转变而不用我们和人民的新的更多更大的努力,这是不能设想的事情。不少号称"左"倾的人们,平日痛骂国民党,在西安事变中主张杀蒋和"打出潼关去"⑺,及至和平刚刚实现又发现苏州审判等事,就用惊诧的口气发问道:"为什么蒋介石又这样干?"这些人们须知:共产党员和蒋介石都不是神仙,且都不是孤立的个人,而是处于一个党派、一个阶级里头的分子。共产党有本领把革命逐步地推向前进,但没有本领把全国的坏事在一个早晨去掉干净。蒋介石或国民党已经开始了他们的转变,但没有全国人民的更大努力,也决不会在一个早晨把他们的十年污浊洗掉得干净。我们说运动的方向是向着和平、民主和抗战,但不是说不经努力能够把内战、独裁和不抵抗的旧毒扫除干净。旧毒,污浊,革命进程中的某些波折,以及可能的回头路,只有斗争和努力才能够克服,而且需要长期的斗争和努力。
  "他们是一心要破坏我们。"对的,他们总是在企图破坏我们,我完全承认这种估计的正确,不估计这一点就等于睡觉。但问题在破坏的方式是否有了改变。我以为是有了改变的。从战争和屠杀的政策改变到改良和欺骗的政策,从硬的政策改变到软的政策,从军事政策改变到政治政策。为什么有这种改变?资产阶级和国民党处在日本帝国主义面前不得不暂时向无产阶级找同盟军,也和我们向资产阶级找同盟军一样。观察问题应从这一点出发。国际上,法国政府由仇苏变为联苏⑻,同此道理。我们在国内的任务,也从军事的变到政治的。我们不需要阴谋诡计,我们的目的在团结资产阶级和国民党中一切同情抗日的分子,共同战胜日本帝国主义。

  民主问题
  "强调民主是错误的,仅仅应该强调抗日;没有抗日的直接行动,就不能有民主运动;多数人只要抗日不要民主,再来一个'一二九'就对了。"
  让我首先发出一点问题:能够在过去阶段中(一九三五年一二九运动⑼到一九三七年二月国民党三中全会)说,多数人只要抗日不要和平吗?过去强调和平是错了吗?没有抗日的直接行动就不能有和平运动吗?(西安事变和国民党三中全会正在绥远抗战⑽结束之后,现在也还没有绥远抗战或"一二九"。)谁人不知:要抗日就要和平,无和平不能抗日,和平是抗日的条件。前一阶段一切直接间接的抗日行动(从"一二九"起到国民党三中全会止)都围绕着争取和平,和平是前一阶段的中心一环,是抗日运动在前一阶段中的最本质的东西。
  对于抗日任务,民主也是新阶段中最本质的东西,为民主即是为抗日。抗日与民主互为条件,同抗日与和平、民主与和平互为条件一样。民主是抗日的保证,抗日能给予民主运动发展以有利条件。
  新阶段中,我们希望有、也将会有许多直接的间接的反日斗争,这些将推动对日抗战,也大有助于民主运动。然而历史给予我们的革命任务,中心的本质的东西是争取民主。"民主","民主"是错的吗?我以为是不错的。
  "日本退后了,英日向着平衡,南京更动摇了。"这是一种不了解历史发展规律而发生的不适当的忧虑。日本如因国内革命而根本后退,这是有助于中国革命的,是我们所希望的,是世界侵略战线崩溃的开始,为什么还忧虑?然而究竟还不是这样;佐藤外交是大战的准备,大战在我们面前。英国的动摇政策只能落得无结果,这是英国和日本的不同利害决定了的。南京如果是长期动摇,便变为全国人民之敌,也为南京的利益所不许。一时的后退现象,不能代替总的历史规律。因此不能否认新阶段,也不能否认民主任务的提出。况且无论什么情况,民主的口号都能适应,民主对于中国人是缺乏而不是多余,这是人人明白的。何况实际情况已经表明,指出新阶段和提出民主任务,是向抗战接近一步的东西。时局已经前进了,不要把它拉向后退。
  "为什么强调国民大会?"因为它是可能牵涉到全部生活的东西,因为它是从反动独裁到民主的桥梁,因为它带着国防性,因为它是合法的。收复冀东察北、反对走私、反对"经济提携"等等,如像同志们所提出的,都是很对的,但这丝毫也不与民主任务和国民大会相矛盾,二者正是互相完成的,但中心的东西是国民大会和人民自由。
  日常的反日斗争和人民生活斗争,要和民主运动相配合,这是完全对的,也是没有任何争论的。但目前阶段里中心和本质的东西,是民主和自由。

  革命前途问题
  有几个同志发出了这个问题,我的答复只能是简单的。
  两篇文章,上篇与下篇,只有上篇做好,下篇才能做好。坚决地领导民主革命,是争取社会主义胜利的条件。我们是为着社会主义而斗争,这是和任何革命的三民主义者不相同的。现在的努力是朝着将来的大目标的,失掉这个大目标,就不是共产党员了。然而放松今日的努力,也就不是共产党员。
  我们是革命转变论者⑾,主张民主革命转变到社会主义方向去。民主革命中将有几个发展阶段,都在民主共和国口号下面。从资产阶级占优势到无产阶级占优势,这是一个斗争的长过程,争取领导权的过程,依靠着共产党对无产阶级觉悟程度组织程度的提高,对农民、对城市小资产阶级觉悟程度组织程度的提高。
  无产阶级的坚固的同盟者是农民,其次是城市小资产阶级。同我们争领导权的是资产阶级。
  对资产阶级的动摇和不彻底性的克服,依靠群众的力量和正确的政策,否则资产阶级将反过来克服无产阶级。
  不流血的转变是我们所希望的,我们应该力争这一着,结果将看群众的力量如何而定。
  我们是革命转变论者,不是托洛茨基主义的"不断革命"论⑿者。我们主张经过民主共和国的一切必要的阶段,到达于社会主义。我们反对尾巴主义,但又反对冒险主义和急性病。
  因为资产阶级参加革命的暂时性而不要资产阶级,指联合资产阶级的抗日派(在半殖民地)为投降主义,这是托洛茨基主义的说法,我们是不能同意的。今天的联合资产阶级抗日派,正是走向社会主义的必经的桥梁。

  干部问题
  指导伟大的革命,要有伟大的党,要有许多最好的干部。在一个四亿五千万人的中国里面,进行历史上空前的大革命,如果领导者是一个狭隘的小团体是不行的,党内仅有一些委琐不识大体、没有远见、没有能力的领袖和干部也是不行的。中国共产党早就是一个大政党,经过反动时期的损失它依然是一个大政党,它有了许多好的领袖和干部,但是还不够。我们党的组织要向全国发展,要自觉地造就成万数的干部,要有几百个最好的群众领袖。这些干部和领袖懂得马克思列宁主义,有政治远见,有工作能力,富于牺牲精神,能独立解决问题,在困难中不动摇,忠心耿耿地为民族、为阶级、为党而工作。党依靠着这些人而联系党员和群众,依靠着这些人对于群众的坚强领导而达到打倒敌人之目的。这些人不要自私自利,不要个人英雄主义和风头主义,不要懒惰和消极性,不要自高自大的宗派主义,他们是大公无私的民族的阶级的英雄,这就是共产党员、党的干部、党的领袖应该有的性格和作风。我们死去的若干万数的党员,若干千数的干部和几十个最好的领袖遗留给我们的精神,也就是这些东西。我们无疑地应该学习这些东西,把自己改造得更好一些,把自己提高到更高的革命水平。但是还不够,还要作为一种任务,在全党和全国发现许多新的干部和领袖。我们的革命依靠干部,正像斯大林所说的话:"干部决定一切。"⒀

  党内民主问题
  要达到这种目的,党内的民主是必要的。要党有力量,依靠实行党的民主集中制去发动全党的积极性。在反动和内战时期,集中制表现得多一些。在新时期,集中制应该密切联系于民主制。用民主制的实行,发挥全党的积极性。用发挥全党的积极性,锻炼出大批的干部,肃清宗派观念的残余,团结全党像钢铁一样。

  大会的团结和全党的团结
  大会中政治问题上的不同意见,经过说明已经归于一致了;过去中央路线和个别同志领导的退却路线之间的分歧,也已经解决了⒁,表示了我们的党已经团结得很坚固。这种团结是当前民族和民主革命的最重要的基础;因为只有经过共产党的团结,才能达到全阶级和全民族的团结,只有经过全阶级全民族的团结,才能战胜敌人,完成民族和民主革命的任务。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
  我们的正确的政治方针和坚固的团结,是为着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个目的。无产阶级、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的广大群众,有待于我们宣传、鼓动和组织的工作。资产阶级抗日派的和我们建立同盟,也还待我们的进一步工作。把党的方针变为群众的方针,还须要我们长期坚持的、百折不挠的、艰苦卓绝的、耐心而不怕麻烦的努力。没有这样一种努力是一切都不成功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组成、巩固及其任务的完成,民主共和国在中国的实现,丝毫也不能离开这一争取群众的努力。如果经过这种努力而争取千百万群众在我们领导之下的话,那我们的革命任务就能够迅速地完成。我们的努力将确定地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并实现全部的民族解放和社会解放。

八、诗词鉴赏

沁园春•雪
(1936年2月)

北国风光,
千里冰封,
万里雪飘。
望长城内外,
惟余莽莽;
大河上下,
顿失滔滔。
山舞银蛇,
原驰蜡象,
欲与天公试比高。
须晴日,
看红装素裹,
分外妖娆。

江山如此多娇,
引无数英雄竞折腰。
惜秦皇汉武,
略输文采;
唐宗宋祖,
稍逊风骚。
一代天骄,
成吉思汗,
只识弯弓射大雕。
俱往矣,
数风流人物,
还看今朝。

七律•长征

一九三五年十月
红军不怕远征难,
万水千山只等闲。
五岭逶迤腾细浪,
乌蒙磅礴走泥丸。
金沙水拍云崖暖,
大渡桥横铁索寒。
更喜岷山千里雪,
三军过后尽开颜。

念奴娇•昆仑
(1935年10月)

横空出世,
莽昆仑,
阅尽人间春色。
飞起玉龙三百万,
搅得周天寒彻。
夏日消溶,
江河横溢,
人或为鱼鳖。
千秋功罪,
谁人曾与评说?

而今我谓昆仑:
不要这高,
不要这多雪。
安得倚天抽宝剑,
把汝裁为三截?
一截遗欧,
一截赠美,
一截还东国。
太平世界,
环球同此凉热。

卜算子•咏梅

风雨送春归,
飞雪迎春到。
已是悬崖百丈冰,
犹有花枝俏。
俏也不争春,
只把春来报。
待到山花烂漫时,
她在丛中笑。

水调歌头•游泳

才饮长沙水,
又食武昌鱼。
万里长江横渡,
极目楚天舒。
不管风吹浪打,
胜似闲庭信步,
今日得宽余。
子在川上曰:
逝者如斯夫!

风樯动,
龟蛇静,
起宏图。
一桥飞架南北,
天堑变通途。
更立西江石壁,
截断巫山云雨,
高峡出平湖。
神女应无恙,
当惊世界殊。

九、音容笑貌


2013年12月26日毛泽东诞辰120周年。毛泽东同志是一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革命家、战略家、理论家。他把自己的一生都奉献给了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作出了巨大贡献。


1936年毛主席和朱德在陕北宝安县的合影。


1937年4月2日在延安机场迎接同国民党谈判归来的周恩来。


1945年七届一中全会选举毛泽东为中央委员会主席。


1945年8月28日,毛主席赴重庆谈判。在启程前与张治中、赫尔利、周恩来、朱德在延安机场合影。


1949年10月1日在天安门主持开国大典。


1955年为朱德等十位元帅授衔授勋。十大元帅,指1955年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的十位军事家。


1949年12月16日毛泽东与斯大林在莫斯科。1950年2月,苏联与中国签定《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与中国结盟并为之提供经济援助。


1972年2月21日毛主席会见来华访问的美国总统尼克松。2月28日,中美上海联合公报发表,宣布中美两国关系走向正常化。


1949年初在西柏坡与中央工作人员合影。